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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中國之治”(三) | 尹漢寧:四中全會《決定》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內涵

發布時間:2019-12-26瀏覽次數:10

作者:尹漢寧教授,尹教授歷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副理事長等職。現任全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我校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專門作出《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里程碑的意義,將載入世界政治文明史冊。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具有經濟學科群和法學學科群的綜合優勢,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重要平臺、重鎮,學校及時組織學習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特別是在學習宣傳、研究、闡釋上下功夫。充分體現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具有很高的政治站位和很強的使命擔當。


從事理論研究和教學的同志學習四中全會精神,需要更多地從學理層面深入理解,我以為需要深刻理解其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內涵。下面,我就自己初步的學習體會,嘗試著講五點認識:


堅持實踐觀點,堅定制度自信

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認識論,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背景下增強制度自信,使我們更加具有客觀事實和歷史邏輯支撐的底氣。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關于這“兩個奇跡”我們可以看看基本數據和基本結論。


從1978年到2018年,改革開放4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改革開放之前,1952年到1977年,年均增長6.1%。1949年至1951年,所統計的是社會總產值,增長速度更高。無論是與同為人口大國的印度相比,還是同蘇聯解體時的俄羅斯及現在的俄羅斯相比,都能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比較優勢。1952年,印度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52美元,中國為48美元,印度的水平比中國高,到了2015年,印度人均1617.3美元,中國人均7989.7美元,印度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蘇聯解體后的第一年, 1992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排名第八,中國排名第十,到了2015年,中國排名第二,俄羅斯排名第十二。


不僅新中國成立70年來,絕大部分年份實現了中高速增長,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在這70年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家實力不斷增強,社會穩定,民族團結。過去我們經常講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有家國情懷,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生活的中國老百姓,都具有家國相連的思想結構,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經濟長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足以說明制度的比較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5日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講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并專門就評價政治制度提出了八條標準,這次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就中國當代制度文明作出了系統回答,講了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


深刻認識社會矛盾運動的規律

學習四中全會精神,我們要把握社會矛盾運動的規律,深刻認識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深刻認識制度和治理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同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而且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教科書在這里承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不承認矛盾是動力。”他還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毛澤東矛盾運動理論的堅持和進一步闡發。恩格斯晚年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解讀與補充。他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他又說:“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恩格斯還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說:“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歷一定的時期就要崩潰;或者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但是很明顯,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所以我們要學習四中全會精神,要深刻領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要完善發展制度體系,還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定要把握社會矛盾運動的規律,要深刻認識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作用。


深刻認識制度、治理體系、政黨政治的內在聯系

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系,三者之間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系。


《決定》開宗明義講“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并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也是黨執政能力的集中體現。


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當代中國的國家性質所決定的。黨領導人民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效地治理國家,既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主要體現,又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條件。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對這段話,我們過去更多地理解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系,我認為還應該從新型的政黨政治的角度來認識。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普遍的治理方式,世界上除了個數君主制國家和政教合一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有政黨。政黨是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為凝聚新興階級力量所出現的政治組織,最早的政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于資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產生的歷史背景也不一樣。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近代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誕生的,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資產階級政黨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在議會政治框架內,為了競選而形成的政治派別。


因此,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政治具有明顯優勢,在國家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深刻認識法治體系在制度和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決定》在講了“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之后,緊接著講“法治體系”,這說明法治體系在制度和治理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們可以從法的本質和治國、執政方式兩個方面來深刻理解。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這是對法的本質的揭示,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法學革命性的標志。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意志實質上就是人民的意志。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國家是屬于統治階級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這些“占統治地位的個人除了必須以國家的形式組織自己的力量外,他們還必須給予他們自己的由這些特定關系所決定的意志以國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現形式”。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深刻認識經濟治理體系的特色與優勢

首先,經濟治理體系的特色和優勢體現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決定》中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第二,經濟治理優勢體現在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上。《決定》在講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時,第四條專門講了“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在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內容中,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第三,經濟治理優勢體現在宏觀調控制度體系上。在闡述政府治理體系時,講到了“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


第四,經濟治理優勢體現在分配體制上,《決定》在講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首次講了第三次分配。


經濟治理體系的特色和優勢,是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的經濟之“治”,正在探索破解世界性難題:把政府與市場有效地結合起來,在注重效率的同時能夠體現公平;作為后發國家,在解決“短缺”之后,致力于超越“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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